Special Notice

 

In response to the surge of COVID-19 cases, the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SCS) follows the University's enhanced control measures and announces that special class arrangements will apply. Classes for both Full-time Programmes and Part-time Programmes in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will be delivered online (except otherwise notified) until 7 February 2022 (Monday). Students concerned will be contacted by respective Programme Teams for details of the arrangements.

 

Opening Hours of CUSCS Enrolment/Learning Centres from 25 January to 7 February 2022 and Sanitary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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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隨筆 ─ 我寫我想

師生隨筆 ─ 我寫我想


港英警察公開鞭打華人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    邱逸

 

香港開埠後治安一直不好。1846年8月,倫敦雜誌《經濟學人》這樣描繪當時的香港:「香港現在什麼都不是,只是一些鴉片私梟、士兵、官員和軍艦水手的補給站。」事實上,清政府一方面禁止富人進入,一方面又鼓勵流浪者、無業漢和犯人到香港「謀生」,早期港英殖民政府也因此而採用若干非常手段來管治香港。

 

其一是使用鞭笞,監犯若不守規則,獄吏有權罰打囚犯12鞭至36鞭。後來鞭笞逐漸由監獄走進社會,第六任港督麥當奴便鼓勵警察公開鞭打華人,以此作為管理社會的手段。由於有最高當局的支持,警察幾乎每天都在皇后大道公開鞭打華人。

 

到了1871年,情況變本加厲,規定每星期三為「鞭笞日」,警察定期在船政廳附近廣場(今中環一帶)上鞭打華人,有些路經香港的內地人,也被當作身份不明的人被捉去處以鞭刑。

 

據諾頓.凱希(James William Norton-Kyshe)的《香港法律與法院史》紀錄,香港警察對華人濫施鞭刑「幾乎達到難以想像的程度。只要查一查巡理府法院的案卷即可看出,香港的鞭刑按人口比例大概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這種公開鞭打華人的情況,直至1877年港督軒尼詩期間才逐漸杜絕。

 

濫捕嚴重年囚數千

 

第二是濫捕。華人即使是有小錯也要收監。當時港府濫捕華人的現象十分嚴重,年年有大批華人因小事如小販沿街叫賣、走近軍事要地等而入獄。19世紀下半葉,香港獄囚年達三千至四千餘人;比對香港人口,這監犯比例不可謂不高。

 

濫捕令監獄不敷應用,狹小的牢房常關押百餘人,新犯人被打被搶不是新鮮事;加上氣候炎熱,衛生環境非常惡劣。

 

1860年,香港總醫官在年度報告中說:「獄中臭氣薰天,擠滿了上頭鐐的犯人,這種上鐐的方式將使人終身致殘。」可見濫捕帶來深遠的影響。

 

公開處決殺一儆百

 

第三是濫用死刑。1852年,英倫三島人口為2,100萬人,香港人口僅有12萬人,遠不及英國百分之一,但判處死刑的人數卻多達英國死刑人數二分之一。

 

當時死刑屬公開處決,刑場最初設於舊海軍倉庫附近,後因為英國婦女小孩常在這一帶散步,認為絞刑架大煞風景,所以在1856年遷至巡理府衙署附近,還是用公開處決方式。

 

當有人表示公開死刑不人道時,港督麥當奴堅持嚴刑峻罰可安定香港。到了港督軒尼詩時候,他指出英國所有殖民地中,只有香港仍採取公開處決的野蠻措施,故反對當眾行刑。

 

不過,許多殖民官員反而認為公開行刑可收阻嚇作用,軒尼詩被迫接受,繼續這種醜惡傳統。一直到1895年,處決犯人才改在獄中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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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於2017年7月3日《文滙報》【港文化港故事】